年的夏天比往年来的晚一些，直到六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我才想起该给爸妈擦空调了。
老式空调不带自动清洗功能，拆掉滤网，连洗带擦，不麻烦，但得废掉一块抹布。
妈妈说不太用空调，不用擦。我只管踩踏上沙发，开擦。妈妈对我们说的一些话不是真话，她总是怕给我们添麻烦，怕我们累着。
妈妈厨房做饭去了，爸爸过来抬头对我微笑，我知道他也得说两句。爸爸说，你的枣树结枣子了，十八颗枣子。
我手没停，笑说，什么我的枣树，那是你的枣树。
去年春节的尾巴，我陪父亲回了趟陕北老家，那是我记事起，父子俩第一次不算远的远行。我们坐的火车，父亲下铺我上铺。我占了光，当了回“睡在上铺的兄弟”。
回老家看看，是父亲每年必做的事。爷爷奶奶不在了，家里还有大爷、二大、姑姑，还有一大家子亲人。近年父亲年纪大了，回老家得有人陪，但我们都瞎忙，常常是这头送，那头接，路上是管不到的。父亲体谅我们，从没有要求和抱怨。这两年他刻意减少了回去的次数，父亲不说，我们知道他是怕我们担心，也不愿我们请假陪着。
我和父亲下火车已是晚上，米脂火车站台，堂哥在等。我们住进了县城宾馆，第二天一早再回家。
老家在离米脂县城約30里地的岳家岔，父亲一早醒来，人精神了许多，话也多，我想这是他熟悉的地方，他是自如自在的。
一座土山靠近山脚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老家，父亲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一座土山就是一个村子，顺着山路往上走，走一段就有一户人家，走到山顶也有人住。家家住窑洞，有院子。过去是土窑，现在基本都改成了屋内装修的砖窑。过去院里养的有驴猪鸡鸭狗，现在养的多是猪鸡。
我们是上山的第一户人家，六孔窑洞，一个小院。父亲说，有一孔窑洞是奶奶留给他的，虽然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住了。
黄土高坡缺水，农作物和树木品类却不少，土豆、南瓜，还有漫山的梨树、苹果树、枣树……老家的小院就有一棵枣树，长在猪圈和石磨盘之间。这棵枣树长得日子并不长，大概十几年，有三米多高，臂膀粗细。父亲说，二大家里有几亩地种的都是枣树，枣树生命力极强，几十年下来，那几亩地的周围也长了起来。山上枣树多，天暖时树上结起绿色的枣子，后来颜色半绿半红，到秋天，枣就完全成了红色，满树的红色。在这连成一片的、走路都能扬起尘土的黄土山上，半山半梁的红枣树，会是怎样一种景象，父亲见过，我只能想象。
父亲说，满树的大红枣子没有人摘，劳力、运费比卖枣的钱少不了多少，一百斤大概能卖一百块，实在划不来。枣子熟透了红透了就掉下树来，满地的大红枣子，多到有的地方竟能浅浅的堆积起来。同样，山上还有不少掉落的苹果和梨。村里人走到哪里，嘴馋了想吃了，就随手摘果子吃两口，但不让大牲口吃，有时会拉肚子。这些掉落的枣子、苹果、梨，时间久了就腐烂了，成为肥料，滋养黄土地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我觉得黄土山上果树能长得这样好，有风大、土质特殊的关系，也有肥料丰富的原因。
父亲坐在老家的小院里，大爷、二大也坐在小院里，初春的阳光照久了，身体暖暖的。大爷、二大都是黝黑的皮肤，父亲则是白里微微透着红，但哪怕是外人，只需仔细看他们的脸庞，便会认定，这是兄弟仨。他们讲不完的话，父亲最活跃，时而抱着翘起的二郎腿晃悠，笑眯眯，有滋有味。
我的半拉子陕北话在他们面前就像普通话，插不进嘴，听一阵儿就自觉溜到了院外。堂哥陪我转，生怕把我这个城里兄弟怠慢了。边走着，我跟堂哥说，能不能挖一小棵枣树苗，我带回西安种。堂哥笑说，这算啥。立即捡了根粗些的树枝，挖起了身边的一棵枣树苗，怕不够，堂哥又给我挖了一棵。我俩回到家里，用报纸包起两棵树苗，我一阵欣喜。
父亲要在老家住一周，和堂哥一起返回西安，我则当晚就坐上了回西安的火车，当然，手里轻握着报纸包好的两棵枣树苗。我发现，枣树苗虽细小，但不少刺，很容易扎手，于是我坐下时就把它放在保险处，走时则换手轻握着，一路上像是带了个宝贝。
回到西安城的家里，我把两棵枣树苗拿给母亲看。母亲说，有一棵太小，恐怕活不了，于是把较大的一棵苗种在了花盆里。
时间过去了一年有余，我不会常常想起那棵小小的枣树苗，我不是为自己种的。
父亲时不时会提起，枣树长高了，枣树接枣子了……
我踩在沙发上擦那台老空调。爸爸笑着说，你的枣树结枣子了，十八颗枣子。我手没停，笑说，什么我的枣树，那是你的枣树。
在家里一墙之隔的阳台窗边，那棵枣树苗比来时长高了有四五倍，但他还没有长成枣树，是枣树的孩子。树枝满是绿叶，星星点点有绿色的枣子，我耐下心来数了数，不多不少有十八颗。
编辑：小马
图片：小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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